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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「六合彩」玄機揭秘

從鄉村到城市,從村民市民到官員幹部,地下「六合彩」北上兩年多後出現新動向,亦遭遇政府狙擊。

護士拿著注射器和針劑走過來,病床上的壯年男子開始向後畏縮。

「不!不!不!」護士早有準備:「來,給你寶寶奶昔。」病人安靜了,針劑緩緩流入體內。護士拔出針頭,病人在她身後喊起來:「還要一隻,還要一隻!」

這是湖南省岳陽市一個縣精神病院裡曾經數次上演的一幕。

這樣的病人自2002年開始,不止一個。

「寶寶奶昔」是動畫片《天線寶寶》中的情節。在許多地下「六合彩」的彩民中,流傳著這樣的說法:《天線寶寶》的製作單位與香港六合彩公司有關聯,因此片子裡暗藏「特碼」,遍佈「玄機」。於是,《天線寶寶》成為許多碼民頭腦中的財富天書。對其語句、情節的反覆揣測,讓不少碼民神情恍惚,連續失眠。據當地媒體報道,截止到2003年下半年,岳陽市已經累計有150多人因沉迷「六合彩」而心理失衡,導致精神障礙。

這只是「六合彩」影響的冰山一角。

從2002年開始,地下「六合彩」進入人們的視野。它像旋風一般從南部沿海一路北上,進入湖南、湖北等地。當時本報即作了《警惕:「六合彩」北上》的報道。

兩年之後,此風未息。更讓人警惕的是,地下「六合彩」從鄉村蔓延至城鎮乃至於大中型城市,而其腐蝕力度從村民市民直至官員幹部。

6月17日,湖南省召開打擊地下「六合彩」的工作會議,宣佈在2003年9月到2004年4月的全省集中整治中,查處「六合彩」案件1萬餘起,特別是查處了684名黨員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,其中開除黨籍48人,留黨察看40人,開除公職23人。

農村向城市蔓延

每逢星期二、星期四及隔周星期六的晚上8時45分,就是香港六合彩開碼的時間。

岳陽市。出租車司機老唐繞城空轉了幾圈,乾脆把車停在火車站廣場上,和其他幾個百無聊賴的司機聊起來。「反正7點到9點也沒有生意。」

有人掏出手機打電話,隨即傳來線路正忙的提示音,「忘了,開碼的時候電話哪打得通?」

一戶普通的民居中,小林的母親從晚上7點開始就顯得坐立不安。茶几上的便簽簿和記錄本上,寫滿了數碼和算式。快到8點的時候,她急匆匆鎖上了自己房間的門。「在裡面打電話報單呢!」小林兄弟自管開飯,已經見怪不怪。「要趕早,稍晚一點電話打不通。電話裡連名字都不用說,彼此都熟,一聽聲音就知道是誰。」

晚上9點過後,岳陽市三角線一帶,密密擠擠的低矮鋪面裡,中斷兩三個小時的麻將聲再度響起來。阿麗在她不足10平米的雜貨店裡遺憾不已:「只差一點就中了。」她和朋友湊在一起,看一本封面上印著「2004年全本」的紅皮「六合彩」碼書;在這個兼作店主臥房的屋子裡,除了這本書和幾張「六合彩」碼報,不再有其他的印刷讀物。

不遠處的橋頭上,幾個人聚攏到一起,其中一人手中提著一隻墨綠色的密碼箱。他們順著橋的方向走向小巷深處,有說有笑,旁邊打麻將的男子瞥過一眼:「中了,兌錢去了。」

阿麗搖頭歎氣:「這期沒多少人中的———街上冷冷清清的嘛。中了就都出來吃宵夜了,不中就蒙著被子等下次———沒錢出來吃宵夜了。」

每到開碼的時候,超市人流銳減,和其他時候相比,營業額要少25%—30%。

這就是「六合彩」影響下的一個城市的生態。在兩年多的時間裡,「六合彩」悄悄地進行著「農村包圍城市」的演進。

最初,正是南下的打工者們將這種俗稱「買碼」的博彩方式帶回家鄉,時間大概在2002年左右。在致富之道匱乏的農村,很多人把它當作一個從天而降的神話。

隨後,它迅速地蔓延,像田間的野草,借勢瘋長。

「在農村形成一定的氣候以後,一股風一吹就到了城市。」

至2003年上半年,地下「六合彩」在岳陽市城區形成高潮。很多人都還記得那時候的場景:滿眼碼書碼報,茶座和店舖裡,人們大談特碼,地下「六合彩」出現全面公開化的趨勢。

「相見不問好,開腔言生肖:上期已出牛,這期該馬跑?輸者長歎息,贏者怨注小。田畝少人耕,沃野生蒿草。電視及時雨,碼報如雪飄。遙望買單處,人如東海潮。」

地下「六合彩」從農村來到城市,意味著它吸取的對象,已經從農村相對貧乏的剩餘資金,轉為城市相對富集的民間資金。對於地下私彩,後者能夠比前者提供更有力的支撐。

「六合彩」對社會資金的抽取,曾一度使得銀行資金運轉都成問題。有的縣級銀行和信用社從2003年4月開始停止向農戶貸款,他們已經分不清楚,對方貸款到底是為了做什麼?

顯規則與潛規則

正規的「六合彩」實際上是香港「六合彩」公司經營的商業性博彩項目,經港府註冊批准,在全港發行。

而在內地不少地區蔓延的地下「六合彩」,僅要求碼民在1—49中選出一個數字,如果符合當期香港「六合彩」開獎的特碼,就可獲得40倍於所押賭注的獎金。這樣的外圍博彩方式,在香港本地也是被禁止和打擊的。

一碼定乾坤;1︰40的賠率———地下「六合彩」的顯規則,就簡單至此。

49個數字,被人們賦予了形形色色的聚類依據和組合方式。比如不同的數字分屬十二生肖中的不同動物,還比如按單雙,按五行,按「紅波」、「綠波」、「藍波」劃分,等等。

各種渠道的傳言讓「信息不對稱」的碼民相信,特碼是在搖獎前就已經定了的。他們把種種認為隱含特碼的暗示信息,稱為「玄機」。碼書碼報的主要內容就是分析「玄機」。

平江縣伍市鎮的劉愛蓮這樣解說《天線寶寶》中的「玄機」:「它要是演小孩洗澡,嘴裡還念叨著『用肥皂洗乾淨』。你就該想了:肥皂在老輩人那裡叫『洋皂』,那這意思就是要買『羊』!」

32歲的岳陽市婦女馮路說:「現在買的人多了,『玄機』跟以前不一樣了。以前好猜,現在呢?如果特碼要出『鼠』,它玄機就告訴你『蛇』。」馮路的表情,透著諳熟其道的暗喜。她是鐵桿碼民,下崗後無事可做,時常買碼。

在地下「六合彩」的實際運作中,至少有三種角色不可或缺:碼民、寫單者和莊家。

寫單者承擔著類似於彩票投注站的作用,在很多集鎮和農村,他們用一張複寫紙寫出一式兩份的小紙條,如:「38,200,2004-6-29」———表示買碼者在2004年6月29日以200元賭注押38為當期特碼。如果當期香港「六合彩」特碼是38,則碼民應獲得8000元獎金,否則就意味著輸掉了200元。寫單者和碼民各執一份,兩個數字加上日期,就能構成交易憑據的全部。

之後寫單者聯絡上線莊家,轉報手中的押注情況,同時從莊家那裡抽取碼金的10%作為酬勞。

莊家相當於地下「六合彩」的經營者。他們根本無需與香港「六合彩」公司有任何關聯,只要能收到碼民的「報單」,按照開碼結果支付獎金即可。

實際上,一個莊家往往聯繫著若干寫單人。因此,碼民、寫單者和莊家由下至上,形成一個近似樹狀的層級結構;順著這個脈絡,碼金源源不斷地從樹梢向根部———也就是莊家的手中彙集。無論什麼數字中特碼,莊家賠的概率總是小於賺的概率。

地下「六合彩」的現實,卻遠不如其顯規則這樣明晰、簡單。大量寫單者扣下碼民的碼金,如果確實未能中彩,這部分碼金就成為寫單者的純收入。這就是「吞單」。

「報單」本應是現金交易,但事實上因為上下環節都是熟人,大量碼民空口報單(飛單),一個電話說一聲:「這期我300元買15,100元買24,100元買41。」就宣告著一筆500元的買碼交易已經形成。開獎後,如果所押3個數字無一中彩,則買碼人與寫單者之間形成500元的債務關係;如果其中數字24中彩,則意味著寫單人須返還買碼人3500元。

地下「六合彩」的潛規則意味著:每一個環節,都是一場賭。

這樣的潛規則,是其風行之初無數悲劇的起因。不受法律保護,又無確切憑據,很多尋仇事件,是因為「吞單」賴賬或者莊家賴賬;很多自殺事件,是因為「飛單」積壓過多導致傾家蕩產。碼民、寫單人和莊家,任何兩種角色之間,都可能產生債務糾紛,嚴重的就釀成流血事件。

更讓人警惕的是地下「六合彩」與權力「掛鉤」,侵蝕基層權力組織。基於此,湖南在打擊「六合彩」的行動中,特別密切關注和查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黨員幹部的所作所為。

2003年3月,平江縣伍市鎮派出所門前圍了幾百人,原因是有碼民買碼時中了近20萬元錢,獎金卻無法從寫單人那裡兌現。後來在追查此事時,查明伍市鎮派出所副所長姚笑平充當地下「六合彩」保護傘。

目前已查處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很大部分集中在派出所,惡劣的是做黑莊(只收錢不兌獎),還有很多是充當保護傘。除了執法人員之外,還有少數教師、一般公職人員、鄉鎮幹部因買碼被查處。此外政府幹部及公務員的家屬直接參與地下「六合彩」,其中有一些是地下黑莊。

某些貧困地區的派出所,平日辦公經費捉襟見肘,因為打擊地下「六合彩」罰款而獲得了相對穩定的財源。有一個縣南部買碼成風,北部相對平穩,北部鄉鎮的一些派出所幹警就托人聯繫調動,希望能去「打碼」地區的派出所工作。

一位不願透露身份的鄉鎮派出所所長說:「沒有幾個是嚴格按照《治安管理處罰條例》罰的。有人能交得起5000,有人連300都交不起,你能怎麼辦?」

一些基層派出所與地下「六合彩」之間,很自然地派生出利益關係。「打碼」的動力在鄉鎮一級面臨挑戰。

更讓人憂慮的是,目前已經出現數起財務人員挪用公款作為碼金的案例。岳陽市的一名銀行工作人員,6月29日從所在銀行提出30餘萬元公款用於買碼,所押號碼無一中獎。當晚,絕望中的她企圖自殺,被丈夫勸住,隨後到派出所自首。

「六合彩」的心理土壤

平江縣十字街頭,人流如織,商舖繁忙。

張春芙在這裡開一家服裝店,她說:去年生意險些做不下去,人們不買吃不買穿攢下錢來買碼;今年情況有所緩和。按照她的理解,是因為「好多人已經沒有更多的餘錢去買碼了」。

2003年4月3日,平江縣碼民從虹橋鎮信用社取走資金320多萬元,第二天,這筆錢全部流向廣東,製造了該鎮有史以來首次金融危機。在縣級市汨羅,凡買碼日通過當地郵局匯往廣東、香港的資金日均約500萬元。資金被瘋狂地「抽空」。這個階段,主要是廣東、深圳等地的幕後莊家大量獲利,直到今天,岳陽市的碼民依然稱他們為「紅莊」,以此區別本地腰包欠豐、「小打小鬧」的黑莊。事實上,這些所謂的「紅莊」,有不少都是坐陣沿海的本地人。地下「六合彩」近兩年的瘋狂積累,已經養肥了一批這樣的「抽血機器」。過去8個月中,湖南省警方多次南下廣東,抓捕幕後莊家。

2003年5月,岳陽市打擊地下「六合彩」聯合辦公室正式掛牌,並向市民公佈了舉報電話,獎勵額度高達5000元到1萬元。接下來,下發文件,召開會議,各部門聯合行動。一時間,城市置身於「全民打碼」的氣氛中。

4至5個月之後,鑽出地面的地下「六合彩」被打回「地下」。

與此同時,地下「六合彩」自身也發生著變化。

能夠用於投入的剩餘資金少了,以身家性命相博的少了,極端的慘劇少了。人們的心理也實現了相應的調試,地下「六合彩」開始滲入社會生活的地層。看上去,它甚至在「平穩地運轉」。

「六合彩」風行之初,為了減少風險,有的寫單者甚至僱人用手銬看管莊家,直至開碼兌現。流轉環節之間的風險,提高了地下「六合彩」的交易成本。

而現在,為了共同獲利,這個鏈條的每一環節已經開始自覺維繫其他環節的利益。目前私彩最常見的交易方式,就是一個電話報的「飛單」。

一位莊家說:「碼民報『飛單』一般都得吃下,要不然他會覺得你『量淺』,以後不報給你。開了碼最好盡快兌現,你兌現得越快,人家就會覺得你這莊家越可靠。現在寫單的不好找,要給他們付押金才能從他們手裡收單。另外,欠賬在外也是很正常的事。有的是明知要不回來的。」由此,無憑無據的口頭交易因為莊家之間的競爭,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規範起來。

依托「六合彩」,他們正在有意識地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,地下「六合彩」的交易成本大為減低。

簡單至此,隱蔽至此,打擊偵破幾乎無據可依,更無現場可攻。

從「私彩違法」,到「見怪不怪」,再到今天「只有清心寡慾的人才會不買碼」。地下「六合彩」的心理土壤,在短短兩年之內發生了巨大的逆轉。

昂貴的「鐵拳」

「打碼」,是地方政府對治理地下「六合彩」行動的通稱。

隨著2003年5月岳陽市「打碼辦」成立,各個區縣的「打碼辦」也都相應掛牌。

岳陽樓區是岳陽市的地下「六合彩」重災區。從「打碼辦」掛牌以來,已經進行了100多次「鐵拳」行動,每次涉及警力上千人———逢開碼日即出動。對一般買碼的群眾,主要是教育引導,對寫單和坐莊的人,實行民事或刑事處罰。

因此,在碼民的眼裡,自己幾乎完全不存在被查處而蒙受損失的風險。即便是寫單者和莊家,「交了錢也都能出來」。

岳陽樓區「打碼辦」主任盧斌峰說:「『打碼』在法律依據上的困難是很明顯的。批捕、量刑,一般都只能依據賭博的有關規定,印製散發碼書、碼報的,算是非法經營。」

「打碼」更是一本賬。岳陽樓區政法委副書記張躍焦說:「『打碼』的成本是很大的。不說別的,鄉鎮聯防隊員出動一次,多的不算,只按一人一碗麵來說,也得200多元。」

2003年財政年度,岳陽樓區「打碼」開支近300萬元。

最後的現實是:罰款成為最常見的處罰手段。無論村民還是市民,對於「打碼」行動最常見的第一反應是:「交錢就能出來。」

當地的一位官員提出一個問題:目前打擊難的一個因素就是「六合彩」在地下,隱蔽難尋,如果讓它走到「地上」,是不是能更有效地進行規範管理,國家還能有相應的稅收?

與此相聯繫的是,目前的公彩為什麼不能佔領彩票市場?私彩何以能引起相當一部分人的興趣?

「公彩原來還可以,私彩起來以後生意受影響挺大的。」一個彩票投注站的老闆說。

2002年之前,這個彩票投注站一年約有20餘萬的發行量,近兩年來降到了十幾萬。

2003年截至6月,岳陽市福利彩票發售達到了1700萬;而2004年同期,連1000萬都沒有達到。「我們損失了一些老彩民。」岳陽市福利彩票募捐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任國祥說。

「福彩、體彩即使中了,也就是幾千塊錢,能中到上萬就很不容易了,500萬雖然多,但也就一個人中。私彩不一樣,只要你買的大,中多少都有可能。」經營彩票投注站的老闆不無苦衷,「看看,現在公家的彩票又鬧出舞弊的事情,我們是越來越難做。」

任國祥說:「香港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『彩票文化』,對於個人投資博彩的額度上限有專門的規定,市民的心理也能夠承受;在歐美大國,購買彩票的人口達到70%以上,彩票發售系統通過身份證號碼將個人投資額限制在特定數量之下,而我國彩民在人口總數中所佔比例,大約為5%。顯然,我們國家的現實不同於這樣的社會基礎和心理基礎。」

1990年代,我國就有了彩票立法的呼聲。任國祥認為:地下「六合彩」的蔓延,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們更加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,也促使決策層將有關的思考提上議事日程。(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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